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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介绍

愚溪诗序

朝代:唐代  作者:柳宗元  来源:网络

  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或曰:冉氏尝居也,故姓是溪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谓之染溪。予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士之居者,犹龂龂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为愚溪。

  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

  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

  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予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予得专而名焉。

  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予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于是作《八愚诗》,纪于溪石上。

  灌水的北面有一条小溪,往东流入潇水。有人说,过去有个姓冉的住在这里,所以把这条溪水叫做冉溪。还有人说,溪水可以用来染色,用它的功能命名为染溪。我因愚犯罪,被贬到潇水。我喜爱这条溪水,沿着它走了二三里,发现一个风景绝佳的地方,就在这里安家。古代有愚公谷,如今我把家安置在这条溪水旁,可是它的名字没人能定下来,当地的居民还在争论不休,看来不能不改名了,所以把它定名为愚溪。

  我在愚溪上面买了个小丘,叫做愚丘。从愚丘往东北走六十步,发现一处泉水,又买下来作为积蓄,称它为愚泉。愚泉共有六个泉眼,都在山下平地,泉水都是往上涌出的。泉水合流后弯弯曲曲向南流去,经过的地方就称作愚沟。于是运土堆石,堵住狭窄的泉水通道,筑成了愚池。愚池的东面是愚堂,南面是愚亭。池子中央是愚岛。美好的树木和奇异的岩石参差错落。这些都是山水中瑰丽的景色,因为我的缘故都用愚字玷污了它们。

  水是聪明人所喜爱的。可现在这条溪水竟然被愚字辱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水道很低,不能用来灌溉。又险峻湍急,有很多浅滩和石头,大船进不去;幽深浅狭,蛟龙又不屑于此,不能兴起云和雨,对世人没有什么好处,正像我。既然如此,即使是玷辱了它,用愚字来称呼它,也是可以的。

  宁武子“在国家动乱时就显得很愚蠢”,是聪明人故意装糊涂。颜子“从来不提与老师不同的见解,像是很愚笨”,也是明智的人而故意表现得很愚笨。他们都不是真正的愚笨。如今我在政治清明时却做出与事理相悖的事情,所以再没有像我这么愚蠢的人了。因此,天下人谁也不能和我争这条溪水,我有给它命名的专利。

  溪水虽然对世人没有什么好处,可它却能够映照万物,清秀明澈,能发出金石般的响声,能使愚蠢的人喜笑颜开,对它眷恋爱慕不忍离去。我虽然不合世俗,也还能稍用文章来安慰自己,用文笔自由驱使万物,创造出一个称心满意的审美境界,世间万象没有什么能逃得出我的笔墨形容。我用愚笨的言辞歌唱愚溪,觉得茫茫然没什么悖于事理的,昏昏然似乎都是一样的归宿,超越天地尘世,融入玄虚静寂之中,而寂寞清静之中没有谁能了解我。于是作《八愚诗》,记在溪石上。

古今异义
牢笼百态(包罗,囊括。今为关住鸟兽的东西。)

通假
纪于溪石上(通假,“纪”通“记”,记载)

词类活用
东流入于潇水/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盖上出也(方位名词作状语)
合流屈曲而南/今予家是溪/得其尤绝者家焉/名之以其能/予得专而名焉/故姓是溪为冉溪/溪虽莫利于世(名词活用作动词)
智而为愚者也/睿而为愚者也(形容词活用为名词,……的人)
邦无道则愚(形容词活用为动词,装愚,装傻)
不能兴云雨(动词的使动用法)

一词多义
1.为:
①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动词,叫做)
②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动词,筑成)
③愚池之东为愚堂(动词,是)
④智而为愚者也/睿而为愚者也(动词,假装)
⑤皆不得为真愚(动词,算是)
⑥故凡为愚者(动词,称作)
2.乐:
①夫水,智者乐也(动词,爱好,喜爱)
②乐而不能去也(动词,快乐,高兴)
3.名:
①名之以其能(动词,命名,取名)
②而名莫能定(名词,名称)
4.居:
①冉氏尝居也(动词,居住)
②得泉焉,又买居之(动词,积蓄,储存)
5.莫:
①而名莫能定/寂寥而莫我知也/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代词,在句中作主语,没有人,没有谁)
②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溪虽莫利于世(副词,用在动词性词语前面,没有)
6.类:
①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动词,类似,好像)
②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名词,种类)

虚词用法
1.之:
①灌水之阳有溪焉/土之居者犹龂龂然/愚溪之上/愚池之东为愚堂/池之中为愚岛(的,结构助词)
②名之以其能/故谓之染溪/故更之为愚溪/又买居之/然则虽辱而愚之/而无所避之(它,代词)
③皆山水之奇者(结构助词,定语后置的标志)
2.焉:
①灌水之阳有溪焉/得其尤绝者家焉(语气词)
②予得专而名焉/咸以愚辱焉(代词,它,它们)
③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兼词,于之)
3.然:
①土之居者犹龂龂然/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形容词词尾,……的样子)
②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代词,这样)

六特殊句式
①皆山水之奇者/夫水,智者乐也/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判断句)
②溪虽莫利于世(介词结构后置)
③莫我若也/莫我知也(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
④今是溪独见辱于愚(被动句式)
⑤今予家(于)是溪(省略句)

  《愚溪诗序》是柳宗元为他的《八愚诗》所写的序。

  《八愚诗》是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以后,为了排遣他淤积在心中的愤懑不平而写的一组寄情于山水的诗。《八愚诗》已经亡佚。

  一般说来,序有两种,一种是书序,一种是别序。书序一般用来陈述著作者的旨趣,多放在篇首。别序一般用来为朋友赠别。《愚溪诗序》是书序,是柳宗元陈述他写作《八愚诗》的旨趣的。

  愚溪本来叫冉溪。为什么叫冉溪呢?有人说姓冉的曾经住在这里,以姓得名,所以叫冉溪;又有人说溪水能染色,所以叫染溪。总之,不论叫它冉溪还是叫它染溪,都是有缘由的。那么,为什么还要给溪水改名呢?据说“土之居者,犹龂龂然,不可以不更也”。意思是说,当地人对于究竟是冉溪,还是染溪,争论不休,所以不能不改。但是,为什么要改叫愚溪呢?因为“予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故更之为愚溪”。

  “予以愚触罪”,意思是我因糊涂触犯了刑律得了罪。“谪潇水上”,意思是被贬在潇水这个地方。“得其尤绝者家焉”,意思是寻得一处风景极佳的地方安了家。这里的“家”字是动词,安家、住下的意思。“愚公谷”,在现在山东临淄西。“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故更之为愚溪”,意思是说,现在我住在这溪边,不知道起一个什么名字好,鉴于古代有愚公谷,所以便改溪名为愚溪。

  其实,愚公并不愚,他所以自称为愚公,不过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同样,改溪名为愚溪,也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不仅于此,“予以愚触罪”,就更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了。“以愚触罪”,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言外之意就是说,聪明人是不会去干那种所谓的犯罪的傻事的。触罪之后,不仅要连累到妻子儿女,而且连自己居住的地方,都要受到连累,这是一种多大的不公平!这还不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吗?

  更有甚者,连“愚溪之上”的小丘,丘东北六十步的泉,泉合流屈曲而南的沟,负土累石塞其隘的池,池东的堂,堂南的亭,池中的岛……虽然“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也一概以愚字命名,称之为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岛。这是为什么?都是“以予故,咸以愚辱焉”。这更是一种不公平,自然也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

  “合流屈曲而南”,意思是泉水汇合到一起曲曲折折向南流。“嘉木异石错置”,意思是好的林木、奇异的石头交错陈列。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和愚本来是联系不到一起的,“今是溪独见辱于愚”,这难道是可以允许的吗?道理据说是有的,“盖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

  “其流甚下”,指溪的水位太低。峻急,指水势湍急;坻石,指滩石。幽邃浅狭,指溪谷幽深,溪流浅窄;蛟龙不屑,就是蛟龙不屑于居住。蛟龙,古代传说中的动物,民间相传它能兴风作雨发洪水。“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溪没有可利于人世的地方,只是和我相类似,因而虽然用愚的称号来屈辱它,那也是可以的。然而把愚和我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从而说溪“适类于予”,使用愚的称号来屈辱溪,自然也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了。

  溪水无辜,而所以要用愚的称号来屈辱它,完全是因为“予家是溪”。而“我”又“以愚触罪”。那么,“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愚人呢?由此便转入写愚的种类和性质。

  有三种愚人,一种像宁武子那样,“邦无道则愚”;一种像颜回那样,“终日不违如愚”。宁武子是“智而为愚者也”,颜回是“睿而为愚者也”。所以他们“皆不得为真愚”──他们都不是真的愚笨。

  宁武子,春秋时卫国人,姓宁名俞,武是他的谥号,《论语·公冶长》说:宁武子这个人当国家清明时,他就显得很聪明;当国家昏暗时,他就装傻。他的那种聪明,别人可以做到,他的那种傻劲,别人就做不到了。颜回,字子渊,是孔子的忠实门徒。《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说:我整天给颜回讲学,他从来不提出不同的意见,好像很愚笨。可是我考察他私下的言行,发现他对我传授的东西能有所发挥,可见颜回并不愚笨。

  像宁武子和颜回,当然都不愚笨。其实何只是不愚笨,应该说他们都是聪明人。“智”,智慧;“睿”,通达。“智”和“睿”,都有聪明的意思。“智而为愚者也”,意思是聪明而装糊涂;“睿而为愚者也”,意思是明白而装傻。因此,宁武子和颜回,都不是真的愚笨。而“我”的愚就完全不同了:“今予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才是真正的愚人呢!

  “有道”,指天子圣明;“遭有道”,就是遇到了圣明的天子;“违于理”,就是违犯了道理;“悖于事”,就是行事谬误。这都是就永贞革新这件事说的。

  公元805年,就是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王、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入主朝政,发动了一场政治革新运动,把矛头直指豪门贵族、藩镇、宦官,做了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这场运动只维持了146天,便被宦官勾结豪门贵族镇压下去。结果顺宗李诵被迫让位给太子宪宗李纯。李纯上台后,杀了王叔文,逼死了王,柳宗元就是因此被贬到永州做司马的。所谓“遭有道”,就是指遇到了宪宗这样的天子。像宪宗这样的天子难道是圣明的吗?很显然,说这样的天子是圣明的,恐怕纯粹是一种讽刺!因而,所谓的“违于理”“悖于事”,便无一不是反话了。“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予得专而名焉。”这样,世上就没有能和我争这条溪水,只有我才占有它,并给它命名为愚溪。这就更是愤激不平之词了!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朝廷规定他终生不得量移。这就是说,柳宗元只能老死在贬所。这对柳宗元来说,自然是最沉重的一种打击。在这沉重的打击面前,柳宗元淤积在心中的愤懑不平之情,无法发泄,便只有寄情于山水,以超脱于尘世来自我麻醉,这就是所以要写第五段文章的原因。

  “善鉴万类”,就是能够鉴照万物;“清莹秀澈”,就是清洁光亮,秀丽澄澈;“锵鸣金石”,是水声铿锵鸣响,有金石般的声音;“漱涤万物”,就是洗涤世间万物;“牢笼百态”,就是包罗各种形态;“鸿蒙”,指宇宙形成前的混沌状态;“超鸿蒙”,等于说出世;“希夷”,指空虚寂静,不能感知的状态;“混希夷”,就是与自然混同,物我不分;“寂寥”,就是寂寞;“莫我知”,就是没有谁了解我。

  这段话所抒发的仍然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

  这段开头第一句说“溪虽莫利于世”,情调有点低沉。但是,紧接着笔锋一转,感情的色彩就完全不一样了:溪水能鉴照万物,清洁光亮,秀丽澄澈,铿锵鸣响,有金石般的声音。这是一个多么恬静、闲适、幽美、和谐的世界啊!把这么一个世界和现实生活中的黑暗政治对比一下,哪一个龌龊,哪一个光明,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这样一个世界难道只能使愚昧的人心喜目笑、眷恋向往,高兴得不愿离去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那些聪明的人所留恋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世界呢?真是意在言外,发人深思!

  接下来笔锋又一转,便直抒起胸臆来了。“予虽不合于俗”,言外之意,就是说我是从人世中被排挤出来的。被排挤出来以后,虽然冷寞、孤单,却有一支能洗涤世间万物、包罗各种形态的笔伴随着自己,安慰着自己。在这无违无碍的茫茫然的大自然之中,返璞归真,自得其乐,不胜似生活在那昏暗龌龊的人世吗?清净寂寞,是没有谁能够了解我的,这并不是在宣扬与世无争的出世思想,而仍然是在抒发内心深处的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情!

  《愚溪诗序》通篇就是写了一个“愚”字。从“予以愚触罪”,到“以愚辞歌愚溪”,充分表达了一个遭受重重打击的正直士大夫的愤世嫉俗之情,同时,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也进行了有力的控诉。

  《愚溪诗序》侧重于抒情,文章以愚为线索,把自己的愚和溪水的愚融为一体。明明是风景极佳的地方,可是,“予家是溪”,由于我住在这溪水边,便不能不把愚字强加在溪的头上。明明是“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因为我的缘故也不能不把愚字强加在丘、泉、沟、池、堂、亭、岛的头上。就这样,作者把自己的愚和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等的愚融为一体。从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等的受愚的称号的屈辱,自然也就可以想到作者受到的屈辱。溪、丘、泉、沟、池、堂、亭、岛仿佛全是作者苦难的知己,而奇石异木便成了作者耿介性格的象征。文章清新秀丽,前两段基本上是记叙,在记叙中抒发感情,后三段则主要是议论,在议论中发表感慨。语言简洁生动,结构严谨妥贴,不愧是传世的名篇。

托物兴辞,寓意深远
  作者不是客观地描摹自然风景,而是托物兴辞,夹叙夹议,蕴藏着深厚的寓意和强烈的个人倾向。正如《古文观止》评此文:“通篇就一‘愚’字点次成文,借愚溪自写照,愚溪之风景宛然,自己之行事亦宛然。前后关合照应,异趣沓来,描写最为出色。”仅就第二段来看,仅百余字,就一连用了十二个“愚”字。其他各段,也都以“愚”字统贯。这样,文章就具有朝着中心凝聚的向心力,结构也显得集中紧凑。作者在对于幽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的描绘中,或隐或现地折射出自己的影子。愚溪具有“清莹秀澈”的美景,却被弃于凄清冷寂的荒野,无人游赏,无人涉足,甚至也无人过问,这不正是同作者一样的遭遇吗?欣赏愚溪美景的只有痛苦的柳宗元,同情柳宗元的也只有这落寞的愚溪,他慨叹这样美好的风景被遗弃在僻远的荒野中无人赏识、受人轻蔑,正是借此倾吐自己的抱负和才能被埋没、遭打击的不平之鸣。作者的思想感情、生活遭遇和所描写的自然景物交融在一起,表现了作者对这压抑人才的不合理社会的批判。

写景善于布局
  本文在记愚溪八景时,善于摄景,巧于布局,八景的位置和距离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具有很强的立体感。读者仿佛跟着作者自潇水入溪,溯流二三里,上岸,登小丘,又东北行六十步,见六孔泉,随泉沿沟向南,见一大池,到池东入一堂,出堂又到堂南亭子上,回头西望池中秀丽的小岛。除写景外,还叙述了作者如何被贬潇水上,又如何迁家于此,如何在愚溪安家栖息,也议论了愚溪的定名问题。在这样短的篇幅中,把议论、叙事、写景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议论清晰,叙事井然。

注意下列加点字的读音
  谪(zhé)潇水上犹龂龂(yín yín)然、不可以不更(gēng)也遂负土累(lěi)石、塞(sāi)其隘(ài)智者乐(yào)也、又峻急多坻(chí)石幽邃(suì)浅狭、不能兴(xīng)云雨

  柳子少年得志,弱冠之年就在京师学人中享有盛名,后来一举高中博学鸿辞科的进士。博学鸿辞科竞争极为激烈,是诸试中最为难考的。而一旦得中,按朝廷规定是可以直接委任实缺,成为治理一方的最高长官。

  本来柳子的仕途是一帆风顺的,可他不小心被拉入了当时风头正劲的王叔文集团。王氏有改革思想,但他不该参与皇子的夺嫡之争。结果他全力反对的皇子李纯上台了,成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宪宗。由此而来,王氏只能以死相谢。但柳子受到王氏的牵连,原本大有所为的政治前途就此完全被毁掉了。

  从京师高官被贬到湖南永州当一个州司马,按理来说还不算太惨。但柳子的心中落差是巨大的。也许柳子百思不得其解,为自己不意之间摊到这种厄运而悔恨交加。作为精通经史子集,诸子百家的大师。柳子的反思当然会有别于凡夫俗子的以头抢地、自暴自弃或是以酒消愁了。

  在永州郊外的一个水流不大,有着峻急坻石,且幽邃浅狭的小溪边柳子安下了家。也许心中有被贬来湘,无处倾诉之苦,柳子于是自嘲自己是以“愚”触罪了天子。于是给这里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这八个景物都加上一个“愚”字。也许在柳子的心中,一个有着美好政治前途的年青朝廷高官,一下子落到了边远地区小司马,不是源自自身的“愚”又是什么呢?但要在八种景物上都加上一个“愚”字。可见柳子内心的痛悔是有多么深重了。

  柳子是饱读诗书的大才子。既然谈到了“愚”,他那“穿穴古今”的本事就极大的发挥了出来。《论语》中卫国大夫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就连孔子也称赞过他的政治智慧和处事的练达。一般人能学到宁武子的智,也无法达到他身处乱世的“愚”。据此宁武子的“愚”当然不是愚笨,而是大智若愚了。孔子说颜子“终日无违如愚”。但读过《论语》的人都知道,颜子能闻一而知十。聪明的子贡也自叹只能闻一以知二。孔子说“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 为了安慰子贡,孔子把自己也给捎上了。

  能借古论今,柳子大概就不再那么伤感了。宁武子和颜子虽有愚名,但都不是真愚。身处逆境的柳子极为幽默,一句“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余得专而名焉”,有过愚名的大人物都被排除了,这个“愚溪”的专利权也就非我柳子莫属了。

  “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铿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最后,柳子言及愚溪带给他的快乐。每读至斯,东商都觉得小小的愚溪正是柳子高洁人品,清雅志趣的写照。一个满腹经纶,志向高远的大家,在巨大的政治挫折之后,竟然在山水之间找到寄情和排解的天地。柳子“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圣人说“智者乐水”,真是一点也不假!一个真正的大家在山清水秀的地方,自然而然地就会彰显出他神圣的政治使命和豁达宽广的心胸。

第一段
  交代溪水的地形方位──“灌水之阳”,“东流入于潇水”,介绍两种不同的命名──有的给这条溪冠以姓氏称为“冉溪”,有的根据溪水可以染色称为“染溪”,叙出改名的原因有三:一是作者“以愚触罪”,贬谪到此;二是古代就有“愚公谷”之说;三是当地居民为溪水的命名争辩不休,“故更之为愚溪”。而这条溪水,又是那么幽深浅狭,对人并没有什么益处,所以称它为“愚溪”。

第二段
  由“愚溪”带出“愚丘”“愚泉”,从“愚泉”生出“愚沟”“愚池”,而“东为愚堂”“南为愚亭”“中为愚岛”,又就“愚池”着眼写出。叙出“八愚”,紧扣诗题。

第三段
  先借孔子《论语》中“智者乐水”正说,接着笔锋一转,极状溪之不适于用,依次说出“独见辱于愚”的原因:“不可以灌溉”,“大舟不可入”,“不能兴云雨”。愤慨于自己才能的被压抑,如同愚溪的虽有“山水之奇”而“无以利世”。

第四段
  引《论语》中宁武子“智而为愚”、颜子“睿而为愚”,来衬托自己的“愚”,最后又归结到溪水的命名上。正话反说,词兼褒贬,自有一番深意。前四段,可以说,既嘲尽愚溪,又自嘲不已。

第五段
  用“溪虽莫利于世……”几句,与第三段“无利于世”抑扬对照,代溪解嘲;以“予虽不合于俗……”诸语,与第四段“违于理,悖于事”抑扬对照,自我解嘲。名为“愚”,实则不愚。遂将溪之愚、己之愚写作一团,达到了“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形神俱忘的化境。末尾一句点题作结,归到序诗。
  他把愚溪的纯洁秀美和自己的高尚情操、文学才能联系起来,把对愚溪不能有益于世的惋惜心情和对自己抱负不能施展的抑郁情绪融合在一起。他深深感到,能够赏识这地处荒山野地的寂寞美丽溪水的只有柳宗元,而能够安慰这怀才不遇、被贬谪到这荒远地区的柳宗元的,也正是这溪水。看来愚溪碰到了最合适的主人,而柳宗元在这里也找到了最合适的住所了。然而,这些话的字里行间,蕴蓄着多少愤懑不平的声音!

柳宗元被贬永州,只能与山水为伍,从山水中寻求慰藉,一切凄凉之感、愤激之情,也只能向山水发泄。因此,这时他笔下的山水,都饱含作者深沉的酸甜苦辣。他在一首诗中说:“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本文就是一篇深得骚人之旨的好文章。

作者介绍

柳宗元
柳宗元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运城)人,杰出诗人、哲学家、儒学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记》等六百多篇文章,经后人辑为三十卷,名为《柳河东集》。因为他是河东人,人称柳河东,又因终于柳州刺史任上,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同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导人物,并称“韩柳”。在中国文化史上,其诗、文成就均极为杰出,可谓一时难分轩轾。

家庭环境
  柳宗元出生的时候,“安史之乱”刚刚平定10年。虽然已有10年的短暂和平,但这时的唐王朝早已走过了它的太平盛世,逐渐衰朽。唐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中唐以后的各种社会弊端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等正在形成。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个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氛的家庭。他四岁那年,父亲去了南方,母亲卢氏带领他住在京西庄园里,卢氏信佛,聪明贤淑,非常有见识,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她教年幼的柳宗元背诵古赋十四首。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卢氏勤俭持家,训育子女,在早年避乱到南方时,宁肯自己挨饿,也要供养亲族。后来柳宗元得罪贬官,母亲以垂暮之年,跟随儿子到南荒,没有丝毫怨言。她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她身上体现了很多中国古代妇女的美德。母亲的良好品格,从小熏陶了柳宗元。
  贞元元年(公元785年),柳镇到江西做官。在这以后一段时间,柳宗元随父亲宦游,到过南至长沙、北至九江的广大地区。这段经历使柳宗元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从这以后,他已经开始参与社交,结友纳朋,并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少年受到人们的重视[注:刘禹锡《河东先生集序》“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见《柳宗元集》附录]。不久,他回到了长安。
  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见闻和感受。他九岁那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爆发了继安史之乱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诱发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成德镇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谋继袭,得到河北其它两镇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支持,企图确立藩镇世袭传子制度。新继位的唐德宗不同意,四镇就联合起兵反抗朝廷。建中四年,柳宗元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但由于夏口是一个军事要冲,这时又成为李希烈叛军与官军激烈争夺的目标。年仅12岁的柳宗元在这时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除了母亲外,父亲柳镇的品格、学识和文章对柳宗元更有直接的影响。柳镇深明经术,“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可知他信奉的是传统的儒学,但他并不是一个迂腐刻板、不达世务的儒生。他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他还能诗善文,曾与当时有名的诗人李益唱和,李益对他很推崇。父亲和母亲给予柳宗元儒学和佛学的双重影响,这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出仕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柳宗元调为蓝田尉,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年31岁,与韩愈同官,官阶虽低,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王叔文、王伾的永贞革新,虽只有半年时间便宣告失败,但却是一次震动全国的进步运动,所实行的措施,打击了当时专横跋扈的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利国利民,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是这场革新的核心人物,被称为“二王刘柳”。年轻的柳宗元在政治舞台上同宦官、豪族、旧官僚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他的革新精神与斗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在永州
  由于唐顺宗下台、唐宪宗上台,革新失败,“二王刘柳”和其他革新派人士都随即被贬。宪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这次同时被贬为司马的,还有七人,所以史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州地区地处湖南和广东、广西交界的地方,当时甚为荒僻,是个人烟稀少令人可怕的地方。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67岁的老母亲、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他们到永州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在一位僧人的帮助下,在龙兴寺寄宿。由于生活艰苦,到永州未及半载,他的母亲卢氏便离开了人世。
  柳宗元被贬后,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而且好几年后,也还骂声不绝。由此可见保守派恨他的程度。在永州,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贬谪生涯所经受的种种迫害和磨难,并未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永州之贬,一贬就是9年,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在京城时,他直接从事革新活动,到永州后,他的斗争则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永州十年,是他继续坚持斗争的十年,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撰文著书,《封建论》、《非〈国语〉》、《天照》、《六道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

衣冠墓
  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柳宗元在柳州病逝。后一年,灵柩运回京兆万年县栖凤原(今陕西西安)。《柳州县志》记载:“宗元原厝于古州治,其榇虽扶归,而封土尚存。”这封土就是现在的柳宗元衣冠墓。原毛石砌墓是清代重建的,墓碑题“唐刺史文惠侯柳公宗元之墓”,有对联“文能寿世,惠以养民”。文革时墓被毁平。1974年修复,郭沫若题碑:“唐代柳宗元衣冠墓”。(如右图所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侯祠内)柳宗元生平事迹,参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载五百家注柳集卷首,别有《粤雅堂丛书》本)。今人著作,施子瑜《柳宗元年谱》(载《武汉大学学报》1957年第一期,有湖北人民出版社本),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柳宗元年谱初稿》(载《山西师院》1974年第3期),可供参考。关于柳宗元的研究论著,章士钊《柳文指要》,取材详博,为论柳著作的巨帙,但其中多扬柳抑韩之论。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郡(今运城永济)人,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愚溪”,汉族,祖籍河东(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芮城一带),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中进士,五年后又考取博学宏词科,先后任集贤殿正宇,蓝田县尉和监察御史里行(即见习御史)。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革新失败后,王叔文被杀,柳宗元也从中央贬到了地方先是贬为绍州刺史,未及任又被贬为永州(现属湖南)司马,十年后,又贬为柳州刺史。819年病死于柳州任上。

  唐宪宗元和l0年(公元815年)6月,柳宗元被贬官来到柳州任刺吏,至元和14年(公元819年)11月8日,病逝于柳州。他在柳州的时间虽然仅有4年,但却为柳州黎民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如重修孔庙、兴办学堂书院、破除巫神迷信、开凿饮用水井、释放抵债奴婢、植树造林等,促进了柳州地方文明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柳州的百姓非常怀念他,给他立祠,千百年来一直祭祀他。有关他的传说广为流传。

福民驱鬼
  柳州的柳侯祠,《龙城石刻》(“剑铭碑”)的复制品,是一块长一尺多、高六寸的残缺石碣,上面刻有“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福四民,制九丑。元和十二年。柳宗元。”相传这块《龙城石刻》从土里挖出来时,旁边还有一把短剑,所以又称“剑铭碑”。
  这是柳宗元逝世前两年,在一次向其部下魏忠、谢宁、欧阳翼等人交代后事时,写下的一篇铭文。当他挥毫时,在场的围观者都认为笔法苍劲、雄健,内容也是表达他爱护百姓,诅咒邪恶势力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大家提出为了使它传之后世,不如镌刻在石块上,经柳宗元同意,叫来石匠,将这篇铭文镌刻成碑,连同他佩戴的一把短剑一起埋入土中。历经千年人世沦桑后,被一位百姓无意挖掘到,可惜不久即失落,只留下拓片。
  由于这是一件被认为埋入土中可以镇宅,携带身上可以护身的神物,所以清代南方赴京应考的士子和长年经商在外的商贾,多有随身收藏《龙城石刻》拓片往来于旅途,以求逢凶化吉的。

荔子碑
  “荔子碑”是过去每年祭祀柳宗元时用的祭歌,摘自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写的《柳州罗池庙碑》中的《享神体》,此碑是公元1217年(宋代嘉定10年)刻的,因开头有“荔子”二字,所以叫做“荔子碑”。由于碑文是韩愈写的绝好文章,又是宋代名书法家苏东坡写的绝好行书,歌颂的是柳宗元绝好故事;因而叫做“韩诗苏字柳事碑”,又被人们美誉为“三绝碑”。
  此碑现巍然耸立于柳侯祠堂内,我们可以看到碑身为断裂合拼而成。柳州流传着一个故事,明嘉清年间,在战乱中,“荔子碑”被毁坏。后来在筑柳州外城时,有军士捡得半截“荔子碑”,拿来砌城墙,但是每次砌进墙内,城墙就崩塌,后来才发现是“荔子碑”的一部分,在场的人终于醒悟过来,知道拿来砌墙是对柳侯的不敬,受到崩塌的惩罚。只好把断碑抬回柳侯祠,与残留原处的“荔子碑”拼合在一起,使这一珍贵的文物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四大好事
  柳宗元致力改革的都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最明显的成效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释放奴婢,开凿水井,兴办学堂,开荒建设,等等。
  首先是释放奴婢。柳州原先是一个原始的荒蛮之地,当时沿袭一种残酷的风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沦为奴婢。”相当于欠钱不还则沦为奴婢,而一旦为奴则终身为奴。柳宗元发布政令,“革其乡法”,使得那些沦为奴婢者,仍可出钱赎回。政令中制定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已经沦为奴婢的人,在为债主服役期间,都可以按劳动时间折算工钱。工钱抵完债后立即恢复人生自由,回家与亲人团聚。这一举动受到广大贫困百姓的欢迎,后来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
  柳宗元在柳州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大力举办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由于地处偏僻的少数民族区域,远离文明发达的都市,柳州一直以来处于封闭落后的环境里,弊风陋俗长期控制着人民的思想和心灵。柳宗元上任后,亲手创办了很多学堂,并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小孩积极念书,从根本上提高民族的素质。在政事之余,柳宗元还耐心接受青年学子的拜访,对他们循循善诱。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的习俗,柳宗元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同时推广医学,培养出当地自己的医生为民众服务。柳宗元不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播,更致力于改变陈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使从来不敢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饭,靠喝雨水和河水长大的柳州人,从此喝上了干净甘甜的地下水,这不能不说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喝水的方式改变是生活方式改变的反映,从而也带动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更新。
  而后,柳宗元又把目光投向农业落后的问题上。当地是丘陵地区,城外有着大片大片的荒地。看到百姓艰苦贫困的生活,柳宗元下决心改善这样的面貌。他以父母官的身份,号召、组织乡间的闲散劳力,开荒垦地,种树种菜,鼓励发展生产。有了足够的土地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蔬菜,人民的生活才能走出饥饿和贫穷。在柳宗元的努力下,柳州可耕种土地面积大增。仅大云寺一处开出的荒地就种下了竹子三万竿,种菜百畦。他为改造一方水土,立下了不灭的功勋。
  此外,这位柳刺史还十分注重城市美化。他重视植树造林,虽然身体不好也亲自参加植树活动。当时城里、河边都种了许多柳树。他的文明观念还渗透到城市的建设和规划上。柳宗元在位期间,整治了不少街巷,修筑了一些庙宇,并开发了不少自然景观。
  水井:传说柳宗元到柳州以前,柳州找不到一口可以使用的水井,千户人家,万余人口,吃水用水都背负着小口大肚子的罂瓶,极其艰难地沿着狭窄的崖路上下往返到柳江边汲水。如果天旱水浅,到江边的距离就更远了;到了雨季,路险泥滑,汲水更加危险,稍有不慎,脚下一滑,汲水的人就会从陡坡上翻滚下去,轻者跌断手足,重者还会送命。
  柳宗元到柳州后,体察民情,决定凿井供居民饮用。他命令部下蒋晏,率领数十名军士,在城北隍上开凿第一口水井。经过一段时间不分白天黑夜紧张的施工,一直凿到66尺深,才打出井水来。这时,柳州城里的百姓,都扶老携幼跑来观看这一奇迹。在这些百姓当中有的活到七、八十岁都还没有见过井的,当他们喝到清冽的井水时,都不禁高兴得欢呼雀跃起来。
  柳宗元凿井之前,也曾有人试挖,但都崩塌,说是伤了“龙脉”,破坏“风水”,因此,都不敢继续开凿。柳宗元不信“讹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终于凿井获得成功,做了一件流传千古的利民好事。从此柳州才有了水井。
  在柳州度过的余生最后的风雨四年里,柳宗元作为一个地方官,鞠躬尽瘁,用自己毕生的才华和心血,为当地人民铺筑了一条通往文明社会的大道。柳宗元在柳州的四年,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是他政治生涯中令人叹息的结尾。但作为柳州历史上名垂青史的好官,他付出的精力和做出的贡献,却是令人怀念,不能遗忘的。柳宗元就像一根风中的残烛,顽强地燃烧自己,尽其所有的光芒,照亮了一方荒芜。

  柳宗元虽然只活到了46岁,却在文学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柳宗元一生留下许多篇诗文作品,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
  柳宗元的集子,为刘禹锡所编,题《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为刊行。《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 2卷、新编外集 1卷,为现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别集2卷、外集2卷、附录1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为现行影印本之最早者。宋童宗说注《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建州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宋魏怀忠编注《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龙城录》2卷、附录8卷,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本。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 2卷、补遗、附录等,为宋人注本中最后的一种,有□隐庐影印宋刻世□堂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以排印,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45卷、外集 5卷、遗文、附录等,虽采辑旧注,中多蒋氏自注的部分;有明 三径藏书刻本、《四部备要》排印本。
  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传统。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喻诗的主张一致。他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古诗
  柳宗元的诗,共集中140余首,在大家辈出、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至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不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诗人,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诗篇。
  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另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绝句《江雪》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中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柳宗元的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
  他的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在《天说》《天对》《非国语》《封建论》中集中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⑴否定神秘的天,宇宙是混沌的,运动的元气构成的,所谓的天是大自然构成的元素,根本不存在至高无上可以支配人的命运的天,天地万物的变化都是元气运动的结果。不存在神秘的外在力量。⑵天人不相预说。在天人关系上他认为天和人是互不相干涉的,主张重视人事而不空谈天命鬼神。⑶对鬼神迷信从认识论的根源上做出了解释,人们迷信鬼神是力量弱的表现。如果人们掌握了规范和规律,人力足以支配自然,就不会相信鬼神了。
  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寓言
  柳宗元的寓言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的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
  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

骚赋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

山水游记
  柳宗元的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永州八记》作于元和四年以后。那时,柳宗元因政治改革失败被贬永州,即今湖南永州。文章写的都是当时永州附近的一些山水风景,文章短小、轻灵,朴实、顺畅,为历代所传颂。其中以《小石潭记》最为著名,作者通过他的笔向人们描述出了一个清幽宁静的小石潭风景。文章引人入胜,隽咏无穷。开头用未见其形,先闻其声的写法展示小石潭。以鱼写潭,则潭水之清澈可以想见;以鱼写人,则人羡鱼乐之情溢于言表。作者状形、传神、布影、设色,笔墨经济,手法高超。结尾以清寂幽邃之境写凄寒悄怆之感,情景交融。

  柳宗元认为天下万物的生长,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否则不仅徒劳无益,还会造成损害。

  柳宗元认为,育人和种树的道理是一样的,育人同样要顺应人的发展规律,而不能凭着主观愿望和情感恣意干预和灌输。

  柳宗元赞赏韩愈的《师说》之论,也钦佩韩愈不顾流俗、勇于为师的精神,对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感到痛心。他说:“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但他在师道观上又有自己的见解和实施方式。他写下了《师友箴》、《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等文章,阐述了自己的师道观。其核心观点就是“交以为师”。

  柳宗元充分肯定教师的作用。他认为无师便无以明道,要“明道”必从师。

  但是,对韩愈不顾世俗嘲骂而“抗颜为师”的作法,他表示自己没有勇气这样做,但他又不是完全放弃为师,而是去为师之名,行为师之实。

  柳宗元谢绝的是结成正式师生关系的名分,不敢受拜师之礼。但对来向他请教问道者,他无不尽其所知给予解答,诚恳地指导后学者,确有为师之实。他提出“交以为师”的主张,即师生之间应和朋友之间一样,相互交流、切磋、帮助,在学术研讨上是平等的,而不是单纯的教导与被教导的关系。柳宗元的“师友”说是传统师道观中有很大影响的一种学说,尤其是在高层次的教学活动中,更有借鉴意义。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柳宗元加贬永州司马(任所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不久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柳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819年11月28日)卒于柳州任所。交往甚蕃,刘禹锡、白居易等都是他的好友。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篇。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哲学著作有《天说》《天对》《封建论》等。柳宗元的作品由唐代刘禹锡保存下来,并编成集。有《柳河东集》《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家世
  在北朝时,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皆为朝廷大吏,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入唐后,柳家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只高宗一朝,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3人之多。但到了永徽年间,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衰落,柳宗元曾祖、祖父也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其父柳镇,在玄宗天宝末曾做过太常博士,安史之乱后又继续为官,官职一直很低。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出身于著名的士族范阳卢姓,但家道早已没落。她生有二女一子,柳宗元最幼。两个女儿分别配山东崔氏、河东裴氏,都是没落的旧士族。
  柳宗元非常感慨地说,柳氏到他这一代,已经“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安史之乱,使柳家又受到一次巨大冲击。战乱中,柳镇送母亲入王屋山避难,自己携着一家汇入逃亡人流,逃到吴地。在南方,一度生计艰难,有时竟薪米无着。柳宗元的母亲为了供养子女,常常自己挨饿。
  柳宗元的家庭出身,使他始终保持着对祖先“德风”与“功业”的向往。他常常以自豪的语气,叙说祖上的地位与荣耀,表现出强烈的重振“吾宗”的愿望和对功名的执着追求。

家族
  柳中庸,生卒年不详,名淡,以字行,河东(今山西永济西)人。唐代诗人。与中唐时期著名文人柳宗元为同族,与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端为诗友,著名学者萧颖士爱其才,把女儿嫁给他。曾被任命为洪州户曹掾,但他未接受。
  柳宗玄,是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的堂弟。他曾在《小石潭记》中被提到“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他本人其他详细资料不详。

妻儿
  柳宗元,先娶弘家杨氏妻,唐贞元15年(799)宗元27岁时亡故。他在永州时,写有《下殇墓博记》,说明他这时有女和娘,夭死。宗元在柳州死后,其友刘禹锡《祭柳员外文》中说:“誓使周六,同于己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说:“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是柳宗元有子二人。惟周六、周七以后归于何处?所作何事?无记。
  柳宗元留有二子二女,长子周六,次子周七,二女无名。
  “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开始
  柳宗元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其曾祖父官至中书令,因得罪武则天而死。其父柳镇,在高宗时遇到安禄山之乱,携家避隐于王屋山。后上书言事而授官,在郭子仪属下任职,并累次升官。柳宗元是个神童型的天才,史书称其小时候“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二十岁时与刘禹锡为同科进士,官授校书郎。三十岁时与刘禹锡、吕温等结识王叔文。王叔文等人看他是个奇才,把他提升为礼部员外郎,并准备大加重用。不久“王叔文集团”“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也因为和王叔文的关系而被贬为邵州刺史。在去上任的半路上,又再次被贬为永州司马。与此同时,刘禹锡和其他六人也都受到类似处分,这就是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他在永州一呆就是十年,那里属“荒疠”之地,他便“自放山泽间”,与山水为伴。元和十年(公元815),他返京后复出为柳州刺史,直到公元819年于柳州逝世。
  像他这样的奇才,从极有希望、前途无量的境地一头栽下来,从此再也没有受到过重用和迁升,满腹才华一无所用,其心理上的打击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他也不只一次地想到过自杀,终因各方面的原因而不能毫无顾忌地去死,但他自己似乎也预感到了会死于“蛮夷”之地而不能终老故乡。
  他在《瓶赋》中表白自己“清白”的为人,希望能被人理解:“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绠绝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复于土泥。”他在《牛赋》中自我安慰地说,“人的命运有好有坏,但不是按照你的能力来安排的。千万不要抱怨和不满,这样才能享受到你应有的福份。”他甚至作《惩咎赋》来表示自己悔过和自罚之心。但这一切并未使他的处境有丝毫改善。真正使他能顶住巨大磨难而没有倒下去的,还是他对“道”的认识和理解,因为这种理解认识提高了他的眼界、开阔了他的心胸。就在他的《瓶赋》和《惩咎赋》中,他已经显示出对于“道”的深刻理解:“归根反初,无虑无思。”“曰道有象兮,而无其形。推变乘时兮,与志相迎。不及则殆兮,过则失真。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万类芸芸兮,率由以宁。刚柔驰张兮,出入纶经。”

转折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一个极度聪明的奇才,被贬谪到荒远的不毛之地,心中自有难言的痛苦。然而任何一种痛苦都可能磨励人的意志、深化人的思考。正如后人指出的“于迁谪中始收文章之极功。盖以其落浮夸之气,得忧患之助,言从字顺,遂造真理耳。”正是十多年的贬谪生活所带来的大磨难,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成就了他千古文章一大家的不朽地位。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不仅指出他的文才得益于生活中的磨励,而且进一步揭示了他的文风都明显地带有他生活经历的痕迹:“苦其危虑心,尝使名声哀。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山穷与水险,上下极□洄。故其于文章,出语多崔嵬。”宋代大文学家、大政治家王安石则对“八司马”作了整体的评价,认为他们都是能在“无所用于世”的困境中“自强”的“奇才”。
  由于文章上的突飞猛进,加上对佛、道、儒三教经典的精研,柳宗元一生为许多高僧写过碑铭、塔记一类的文章,而他对佛理的深刻理解、超人的见地也通过这些碑铭塔记而得以广泛传播。他在禅宗第六祖慧能的碑铭中写到:“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礼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真是言简意赅,几句话就把佛经要理概括无遗;他在《南岳弥陀和尚碑》中则以其独特的诗风,形象化地描述了自己对道的精微理解:“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初下无终。离而为合蔽而通,始末或异今焉同。虚无混冥道乃融,圣神无迹示教功。…形游无际交大雄,夫子稽首师顺风。”;他在“无姓和尚”的碑铭中说道,“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已经从大的格局中认识到了宇宙生命的败坏,最终只能以佛法才能拯救的结论。在该碑的“碑阴”上则说,“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动矣。”明白了“向内求”“心不被外物所动”的高深法理;他又把儒家的“礼”和佛家的“律”相比较,指出其平行的作用,并且认为大小乘的分别是无意义的,“定”“慧”和“归真源”才是终极的目的。这一超人见地实在让人惊讶,因为佛教中许多层次极高的高僧甚至一代传人都曾卷入大、小乘之争,而且佛教最后也没能摆脱分裂为大、小乘两支的命运!除了佛教经典外,他对道家的理论也有很深的造诣。《阴符经》是一部重要的道教经典,他研读之后撰文指出该经乃后人假托,并非黄帝之书。精于道教理论的宋代大文学家黄庭坚曾以佩服的口吻谈到此事。
  他对佛理的精深理解反过来又使他独具慧眼,能对佛教内部以及儒教中人对佛教的错误认识和作法有着特别清晰的认识,并能明白地加以剖析。他对禅宗内部南北两派的内斗,以及“狂禅”一派的邪误作法有清楚的叙述:“故传道益微而言禅最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诞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空有互斗,南北相残。”“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他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的《碑阴》上指出,许多高僧在圆寂时都有异象产生。比如夜晚间突现光明,有仙音妙乐,“笙磬之音”,周围的许多人都能看到和听到。这类事实很多,而“儒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闭口不谈。
  北宋时有位“儒释兼通,道学纯备”的“长老”,准备好了碑石,来请苏东坡书写柳宗元为六祖慧能作的碑铭(旧碑残破后要立新碑)。据他声称,“自唐至今,颂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亮简正如子厚者。”苏东坡也说,“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说柳宗元的碑铭“妙绝古今”没有错,但说他“南迁”之后“始究佛法”则是不对的。根据柳宗元的自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即永州),吾独有得焉。”原来对于佛教,他竟然是一位“幼儿学”,有着“三十年”的钻研和探求。可惜一直没有碰到过使他心服的精通佛法的人,直到贬官永州后才有了重大的突破和收获。到永州后,除了身世遭遇迫使他进一步去深思几十年来学佛过程中不解的问题外,他与佛教高僧巽上人的交往对他真正走入佛教修炼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
  他初到永州时连房子都没有,只好暂时住在永州龙兴寺的庙里并因此结识了高僧巽上人。以后他曾多次在诗文中称赞巽上人,可知巽上人在佛法上的精研和修为是令他心服的。而在《巽公院五咏·净土堂》一诗中,他直称巽上人为“导师”,足见他是在巽上人的指导下修佛的。反过来想,能让他这样的“奇才”和文章圣手心服,又岂能是泛泛之辈?他后来可能帮助寺庙修了一个“净土院”和其它建筑,自己就住在那里和巽上人修禅。他曾在一首诗中详细描述了早上“读禅经”的情形:“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贞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难言说,悟悦心自足。”修禅的人大多静坐、内观,修净土的人喜欢大声颂唱佛号。而他在这里是大清早把“禅经”拿到室外去读,并能从周围景致中生出“澹然难言说”的“悟悦”心态,确实有趣。
  他似乎没有留下谈论自己修炼层次和感受的专题诗文,但从他的《巽公院五咏》这几首题咏诗中,我们仍然可以管窥到一些修炼层次的体现:“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焚众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导师,超遥谢尘昏。”(《净土堂》)结合上下文以及其它诗中所谈现象,这里的“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应为天目初开时的表现,能看到图像了,但还不能自由选择观看的对象;“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谁与期。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曲讲堂》)此处“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是心静不扰、耳无所闻,已达“忘言”而“思维”还勉强能感觉得到的高境界;“发地结菁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窅然喧中寂。心镜本同如,鸟飞无遗迹。”(《禅堂》)此处“团团抱虚白”即“虚室生白”,而“忘机”与上面的“忘意”皆指“忘言”,可互相佐证。“心镜本同如,鸟飞无遗迹”则是外尘不染、心静而能定深的形象描述。这里描述的境界,在以往的修炼法门中已经是相当高的层次才能体验到的了。
  修炼的层次主要表现在心性的提高上,超常的体验即所谓“宗教体验”只是心性标准的表征之一。一个人心性的提高必然会反映到他的言行上来:守真、行善、戒“贪嗔痴”和忍苦,这些都是言行的标准。柳宗元自己也说,“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佛法博大精深,包容万有,但凡有志于挣脱物欲羁绊,不愿为世俗桎梏的人,都会认同佛理、皈依佛法。这也是他自己修佛的原因。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出自名门望族河东柳氏,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湖南零陵有柳宗元纪念馆,广西柳州有柳侯祠和他的衣冠冢,陕西西安有柳宗元墓,而在他的故乡山西,几百年来却不见任何有关柳氏的踪迹?史书和地方志也无有关柳氏家庭后裔的记载,这着实让世人费解。

永州
  永州市零陵区柳子街97号。2006年,柳宗元纪念馆再次被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授予“湖南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活动基地”荣誉称号,这是柳宗元纪念馆自2004年、2005年连续被授予“湖南省文物保护先进集体”、“湖南省文明窗口单位”荣誉称号后又一个省级殊荣。

柳州
  坐落在广西柳州市柳侯公园内,主要由柳侯祠、柳宗元衣冠墓、柑香亭组成。柳侯祠原名罗池庙,是为纪念唐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柳宗元而于公元822年始建,距今已有1182年的历史。1995年12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命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馆内景观
  柳宗元纪念馆来到柳侯祠正门,映入眼帘的是这静穆的仪门。门额上“柳侯祠”三个字沉稳劲朴、俊逸豪放,是中国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郭沫若所题。门柱上这副“山水来归,黄蕉丹荔;春秋报事,福我寿民”的金字对联是根据唐代文豪韩愈《柳州罗池庙碑》一文集炼而成,语精墨妙,意境悠远,表达了柳州人对柳宗元的思念之情。由于柳宗元在柳州的德政之举,被后人尊称为“柳柳州”,人们在他生前喜爱的罗池畔兴建了罗池庙,在当年停放柳宗元灵柩的地方建起了衣冠墓。
  为了将柳宗元的事迹记载下来,流传下去,柳州人士请柳宗元的生前好友、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写下《柳州罗池庙碑》一文。碑文的前半部分记载了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绩,后半部分附了一首题为《迎享送神诗》的诗。后来,宋代大文学家、大书法家苏轼将《迎享送神诗》书写下来,由柳州人士于宋嘉定十年即公元1217年,刻石立碑于罗庙内。因为这块碑的内容集中国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文、柳宗元事、苏轼书于一体,所以,后人称此碑为“三绝碑”。
  新中国成立后,柳州市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柳侯祠的保护工作,经常拨专款进行保护和维修。
  柳侯祠每年接待数以万计的海内外游客到此参观游览。每年清明节,都有许多人到柳侯祠及柳侯墓祭拜柳宗元。“生有高名,没为众悲”,柳宗元虽然辞世已有千载,但世世代代的柳州人都不会忘记柳宗元为柳州所做的贡献。

  除对文学作出的巨大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推崇“古文”运动,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是他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封建论》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治论文。针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之争,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分封制暴露出种种严重弊端,而新的郡县制能克服分封制弊端,有优越性和进步性,因而极力支持郡县制。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六逆论》、《晋问》等政论文,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世袭特权,甚至认为天子在用人问题上有了错误,也应改正。他重视农战的思想也比较突出,重视劝农耕,修水利,以利民、安民。柳宗元推崇儒学,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言论,往往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这是他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

与韩愈发起古文运动,为一代古文大家,世有“韩柳”之称,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家中藏书甚富,仅获得皇上的赐书就达3000卷。白居易等在《白孔六帖》记其“柳宗元贻京兆许孟容书曰:‘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久易主,书存亡不可知。’”著有《柳河东集》45卷,《外集》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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