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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介绍

梅圣俞诗集序

朝代:宋代  作者:欧阳修  来源:网络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我听到世人常说:诗人仕途畅达的少,困厄的多。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传的诗歌,多出于古代困厄之士的笔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大都喜爱到山头水边去放浪形骸,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等事物,往往探究它们的奇特怪异之处,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积,这些情感化为诗兴,即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妇的慨叹,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写得工巧。如此说来,并非写诗使人穷困潦倒,大概是穷困潦倒后才能写出好诗来。
  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轻时由于荫袭补为下级官吏,屡次考进士,总是遭到主考部门的压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还要靠别人下聘书,去当人家的办事员。郁积着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业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他家乡在宛陵,幼年时就学习诗歌,从他还是个孩童时起,写出诗句来就已使得父老长辈惊异了。等到长大,学习了六经仁义的学问,他写出的文章简古纯正,不希求苟且取悦于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会写诗罢了。然而当时人不论贤愚,谈论诗歌必然会向圣俞请教。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欢通过诗歌来发泄,因此他平时所写的东西,其中诗歌就特别多。社会上已经知道他了,却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从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诗作,慨叹地说:“二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了!”虽然对他了解很深,可还是没有加以推荐。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写出如《诗经》中雅、颂那样的作品,来歌颂大宋的功业恩德,献给宗庙,使他类似于商颂、周颂、鲁颂等作者,难道不是很壮伟的吗?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写困厄者的诗歌,白白地在虫鱼之类上抒发穷苦愁闷的感叹。社会上只喜爱他诗歌的工巧,却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将要老死了,这难道不值得叹息吗?
  圣俞的诗很多,自己却不收拾整理。他的内侄谢景初担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选取他从洛阳到吴兴这段时间的作品,编为十卷。我曾经酷爱圣俞的诗作,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兴谢氏能为它分类编排,就为之作序并保存起来。
  从那以后过了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师去世,我已痛哭着为他写好了墓志铭,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连同先前所保存的,选取其中特别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为十五卷。啊,我对圣俞的诗歌已经评论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复。
  庐陵欧阳修序。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北宋诗人梅尧臣(字圣俞)一生颇不得意。诗作多反映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风格平淡朴实,有矫正宋初靡丽倾向之意,对宋代诗风的转变有倡导和力行之功,甚受陆游等人的推重。在理论上,他注重诗的政治内容,并认为写诗须“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这一审美创造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他为梅尧臣的诗集作序,一方面是肯定梅尧臣在矫正宋初浮艳诗风方面的功绩,另一方面也是借以宣扬自己“穷而后工”的文学主张。

  1.以“穷而后工”旨意统领全文。文章一开头就从理论上阐发“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从而形成一个高屋建瓴的主旨,并始终扣住“穷”、“工”二字,将序中应有的其他内容都贯穿起来,这是颇具匠心的。第二段写梅圣俞的生平和创作,写生平着眼“穷”,写创作着眼“工”,因穷而后工,可谓首段说理的实例演绎。第三、四段虽然是写诗集的成书过程,但其间处处流露着作者对梅圣俞其人其诗的爱重,可以看作是对梅诗之工的侧面衬托。其中有赞美,有喟叹:赞美的指向还是其诗之“工”,喟叹的指向还是其人之“穷”。而且作者行文的好处在于:虽欲紧扣“穷工”,却并不急切、黏滞;虽是写成书过程,却又总是不忘记“穷工”。这就是不即不离、从容不迫的大家手笔。

  2.行文起伏跌宕,长于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说理先设对立面。作者本可一上来就正面展开对“穷而后工”的论说,但那样就会过于平板。于是作者第一句就揭出“诗人少达而多穷”的世俗流行观点,然后通过辨析这一观点的不确切,顺势展开论说,从而很自然地得出“穷而后工”、“愈穷愈工”的结论。二是多角度多手法地证明论点。为了突出梅诗之“工”,作者先说他自幼出语惊人,这是铺垫手法;次说他的文章“简古纯粹”,但人们却只知其诗,这是以文之美来衬托诗之工;再说“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这是借公众的推崇来赞扬梅诗之工;接着又写到王文康公对梅诗的赞叹,这是借名人名言来旁证;最后还通过作者自己对梅诗的热爱来侧面烘托梅诗之工。三是虚实并举,大起大落写感慨。文章在写完梅诗之工后,有感而发,顺势而带出感慨。为了充分表达这感慨,作者先通过虚设,写其若能“幸得用于朝廷”,则必将功德宏伟,这是大起大扬;后文突转,通过实写,叹其终不得志,久而将老,令人悲从中来,这是大抑大落。一虚一实,一起一落,不仅正反对举,事理昭彰,而且情致跌宕,感人备至。

  全文四段,第一段是从理论上阐发“穷而后工”的文学创作理论。先从辨析“诗人少达而多穷”的世俗观点人手;接着阐明:凡“传世”之诗,皆仕途穷困者长期积优感愤、然后兴于怨刺的产物;最后顺势得出结论;穷而后工。

  第二段写梅尧臣其人、其诗。分三层:首层述其生平,突出一个“穷”字;第二层评其诗文,突出一个“工”字;第三层感叹其怀才而不得用于世,将老,可悲,这悲的底蕴还是“穷”和“工”。可以说,这第二段是以梅尧臣为例,用事实证明了“穷而后工”的道理。

  第三段和第四段是交待梅尧臣诗集的搜集、整理、编次、作序过程。这是‘“序”应有的内容。从中亦可看出欧阳修对梅尧臣其人、其诗的爱重,从侧面烘托梅诗之工。

  作为一本诗集的序言。本文体现了“序”这一文体的应有内容要素:一是应交待成书的基本情况。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这一任务。二是介绍作者及该书有关的思想、创作情况,述评其著作的主要特点。这是作序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较多的笔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导思想,而且这主导思想要与该书及其作者密切相关,从而形成融贯全序乃至全书的灵魂。本文一开头就阐发的“穷而后工”思想,就起到了这一灵魂的作用。

作者介绍

欧阳修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欧阳修在其父欧阳观任绵州推官时出生于四川绵州(今四川绵阳),四岁丧父,随叔父欧阳晔在湖北随州长大,幼年家贫无资,母亲郑氏用芦苇在沙地上写字、画画,还教他识字。

  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

  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1030年(仁宗天圣八年)进士。

  1031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

  1034年(景佑元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

  1036年(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1040年(康定元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

  1043年(庆历三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

  1045年(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1054年(至和元年)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1057年(嘉佑二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1060年(嘉佑五年),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

  1065年(英宗治平二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

  1069年(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

  1070年(熙宁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

  1071年(熙宁四年)六月,行兵部尚书、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

  1072年(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卒于家,谥文忠。

科举之路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可谓坎坷。1023年和1026年两次参加科举都意外落榜。1029年春天,由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开封府最高学府国子监。同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1030年,欧阳修再次参加礼部组织的春闱,欧阳修名列第一。同年3月11日,由宋仁宗赵祯主持的封建社会最高等级的考试——殿试在崇政殿举行。3月14日,殿试放榜,欧阳修被仁宗皇帝唱十四名,位列二甲。据欧阳修同乡时任主考官晏殊后来对人说,欧阳修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于显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琴论家”
  欧阳修一生不仅喜欢弹琴、听琴、藏琴,而且喜欢写琴诗琴文,以记琴声与琴事、以论琴意与琴理,深得琴中趣。从欧阳修现存的诗文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作为琴人的欧阳修,而且可以看到一个作为琴论家的欧阳修。

“醉翁”
  欧阳修任滁州太守时,写下了他的名篇《醉翁亭记》。欧阳修喜好酒,他的诗文中亦有不少关于酒的描写。一首《渔家傲》中采莲姑娘用荷叶当杯,划船饮酒,写尽了酒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美好。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每年夏天,都携客到平山堂中,派人采来荷花,插到盆中,叫歌妓取荷花相传,传到谁,谁就摘掉一片花瓣,摘到最后一片时,就饮酒一杯。晚年的欧阳修,自称有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盘,酒一壶,陶醉其间,怡然自乐。可见欧阳修与酒须臾不离。

“千古伯乐”
  欧阳修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的出名与欧阳的学识、眼光和胸怀密不可分。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

风流丑闻
  据传欧阳修与“外甥女”张氏有染,但双方并无血统关系,是欧阳修的妹夫的前妻所生。张氏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以后又和家中的仆人私通,事情败露后,此案在开封府审理。在公堂之上张氏供出和欧阳修有私情。欧阳修百般辩解,最后虽以“查无实据”了事,但在名声上却大受影响。他的政敌钱勰也借此攻击他,最后被朝廷贬到滁州。
  欧阳修妻子的堂弟蒋宗孺犯了事,遭到弹劾,蒋本来希望欧阳修能帮自己开脱一下,欧阳修却上书要求尽快处理。蒋对此恨恨不已,就揭露出欧阳修和大儿媳吴春燕有染。不久还被人告到皇帝那里去了,当时的宋神宗不相信,方才作罢。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唐宋八大家之一。幼时而孤,有贤母荻杆画地育教。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初任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交游,以诗唱和。后入朝任馆阁校勘,范仲淹因事遭贬,他指责谏官高若讷,被贬为夷陵县令,转乾德县令,又复任馆阁校勘,进集贤校理、知谏院,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因事降知滁州,又知扬州、颍州、开封府,后以翰林学士知贡举,拜枢密副使、参知事先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以太子少师退归,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主张文以明道,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主张文以致用,反对“舍近取远”(《与张秀才第二书》),强调文道结合,二者并重,提介平易自然之文,反对浮艳华靡的文风。其散文《朋党论》、《与高司谏书》、《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等政论、史论,或针砭时弊,或以古鉴今,其《醉翁亭记》、《秋声赋》等抒情散文,或寄情山水,或以景抒怀,平易流畅、委婉曲折。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评其文为“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其诗主要有《食糟民》、《南獠》、《生杳子·无夕》、《画眉鸟》、《戏答元珍》等,意境别颖,清丽秀美,耐人寻味。叶梦得《石林诗话》有评:“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平易疏畅。”其词多写男女感情,如《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临江仙》(柳外轻雷)等,情思深远,婉转清丽,与晏殊词风相近。部分词作表现了个人志趣抱负,如《采桑子》、《朝中措》(平山栏槛)等。而其《六一诗话》则开历代诗话之先河,影响深远。

文学成就
  诗文革新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俞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并非“有德者必有言”。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

  诗词歌赋
  苏轼评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各体兼备。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其《归田录》、《笔说》、《试笔》等都很有名。欧阳修的赋也很有特色,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成就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其中不少诗反映了人民疾苦,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了腐败政治。但他写得更多、也更成功的是那些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的诗。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总的来看,风格是多样的。欧阳修还善于论诗,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欧阳修也擅长写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尤善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抒情。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首部牡丹专著
  1034年,欧阳修亲睹“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邀游”,于是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栽培历史、种植技术、品种、花期以及赏花习俗等作了详尽的考察和总结,撰写了《洛阳牡丹记》一书,包括《花品序》、《花释名》、《风俗记》三篇。书中列举牡丹品种24种,是历史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10]

  创立应用文体
  欧阳修是杰出的应用文章家,不仅应用文写作颇有建树,而且对应用文理论贡献也很大。欧阳修创立应用文概念,构筑了应用文理论的大体框架。他认为应用文的特点有三。一是真实,二是简洁质朴,三是得体。欧阳修主张应用文应合大体、文体、语体,其理论已相当精深。欧阳修对公文的贡献很大。他写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论也很系统。公文内容“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读”,采用“四六”的语言形式(《内制集序》),开苏轼改革骈文之先河。他自责其公文有“无以发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牵常格”的毛病,主张内容要完整出新,有条有理;形式既要规范,又要创新。

  政治成就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保持了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其他成就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研究《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曾慥(zào)《乐府雅词》序:“欧阳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王安石:“如公器质之深厚,知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苏轼:“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尤展成《花间集》:“六一婉丽,实妙于苏。欧阳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

  罗大经:“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修得其深。”

  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疏隽开子野,深婉开少游。”

  朱熹:“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毛先舒评其《蝶恋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此可谓层深而浑成。”

  郭绍虞《宋诗话考》:“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

  正是欧阳文忠堪为人师的道德文章,才有薪火相传的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才有了曾巩、曾布昆仲,才有了“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呜呼!是欧阳文忠奠基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础,追古溯今,世间已无欧阳修,堪与之比肩者,可有其二者否?——袁春乾

  第一,欧阳修在传统文化的重重束缚下挣扎着表现自我。他淡视名利,无欲则刚,其目的也是为维护社会稳定,但他不是“守常”而是“图新”。第二,政治上他采取的路径是用批评、谏诤来缓解社会危机。第三,学术上对当时僵化风尚和陈旧价值观进行抵制和反拨。在当时随波逐流,人人自保的人文环境中,欧阳修身居高位,仍坚守大节,保持人格尊严,体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对习惯势力和庸俗无聊的生存状态进行抵拒,对社会责任自觉地担当。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吸取勇于担当的因子,来培育抵拒庸俗、无聊的抗体。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欧阳修的重要意义所在。——欧阳修研究专家、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朱安群

  全国现有两座欧阳修纪念馆,一座建在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山上,一座位于江西省永丰县恩江河畔的永叔公园内。

安徽滁州欧阳修纪念馆
  欧阳修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滁州其间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这成为琅琊山文化底蕴的精髓,为了纪念欧阳修,安徽省滁州市政府从上个世纪60年代筹建纪念馆之初,就征集到郭沫若先生的亲笔题名。在新落成的纪念馆内,陈列着重塑的欧阳修雕像以及欧公生平所画的30幅画。

吉安永丰欧阳修纪念馆
  欧阳修纪念馆修建于1984年。1997年,为纪念欧阳修诞辰990周年进行了陈列修改。2007年,为迎接欧阳修千年华诞,对陈列室进行了重新设计规划,开辟了三个展厅,分为刚正爱民政治改革家、北宋文坛领袖、功绩卓著史学家、道德文章天下师等四个部分。利用图表、文字、照片、实物和场景等方式,全面介绍欧阳修的生平,系统展示了欧阳修在文学、史学、政治、经学、金石学、目录学、谱牒学等方面的成就,展现了他一生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留下的许许多多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正因为如此,欧阳修一直为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国际友人所敬仰和尊崇。欧阳修纪念馆1996年列为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列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9年县纪委确定为廉政教育基地。
  欧阳修纪念馆建在永叔公园内,园内主要有醉翁亭、六一亭、至喜亭、泷冈阡表碑亭等建筑,还有欧阳修石刻雕像、“画荻教子”雕像、“文坛泰斗”两组人物青石雕像及文化长廊、纪念碑廊等,加上古朴高雅的状元楼(宋)和雄浑端庄的报恩寺塔(明)坐落其间,更显文化底蕴的丰厚。

欧阳修墓及祠
  位于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墓冢高约5米,周长约15米,并排右侧有薛夫人墓。陵园坐北向南,在南北中轴线上建有外照壁、大门、内照壁、东西两庑、大殿、墓冢,四周建有围墙,外照壁高约5米、长6米,厚0.7米。大门3间,门前左右修有台阶,阶旁各有一衔环石狮。内照壁与垣墙同高,将庭院分为前后两部分。左右两侧各有一个便门,庭院中间修有南北甬道,直达大殿,甬道两旁立有石猪、石羊等石雕,对称排列,间距3米,石雕高约1米,甬道两侧各建有厢房3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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