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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启简介

高启

高启

高启(1336-1373)汉族,江苏苏州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当时论者把他们比作“明初四杰”,又与王行等号“北郭十友”。字季迪,号槎轩,平江路(明改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洪武初,以荐参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受命教授诸王。擢户部右侍郎。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宫址改修府治,获罪被诛。高启曾为之作《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被疑为歌颂张士诚,连坐腰斩。有《高太史大全集》、《凫藻集》等。

  把高启送上刑场的是一篇《郡治上梁文》,古代平常人家盖房子上大梁时,都要摆上猪头祭神,点上炮竹驱鬼,作为苏州治所的官方办公大楼建造,更要有一篇像样的上梁文才是那么一回事。时任苏州知府的魏观,便把高启这位隐居在此地的资深文人请出来挥墨献宝。这本是一件很正常、很平常的事情,却让朱元璋抓住了把柄。其一,魏观修建的知府治所选在了张士诚宫殿遗址,而张士诚正是朱元璋当年的死对头;其二,高启写得那篇《上梁文》上,有“龙蟠虎踞”的字眼,犯了朱元璋大忌。

  按照朱元璋的逻辑,“龙蟠虎踞”之地当为帝王所居,你高启把张士诚住过的地方也称“龙蟠虎踞”,岂非大逆不道?岂不是另“有异图”?用现在话说,就是“有不可告人的企图”。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会抓住高启的“小辫子”,迫不及待、冠冕堂皇的非要置其于死地呢?据《明史·高启本传》透露:“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之未发也。”就是说,《上梁文》中的敏感字眼,只是高启被杀的导火线,而真正的祸根其实早就已经埋下了。朱元璋以此为由磨刀杀人,很明显的是在“秋后算帐”。

  朱元璋从一开始就不太喜欢高启,这除了高启不肯接受户部右侍郎一职,不给皇帝面子,不愿顺从,不肯合作外,还在于他写得诗多次有意无意的触动和冒犯了朱元璋。高启曾写过一首《题宫女图》的诗:“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这本是一首针对元顺帝宫闱隐私的闲散之作,与明初宫掖毫不相干,可朱元璋偏偏要对号入座,认为高启是在借古讽今挖苦自己,所以记恨在心。再者,高启在《青丘子歌》有“不闻龙虎苦战斗”的诗句,又遭到了朱元璋的强烈厌恶。因为高启写这首诗之时,正是朱元璋率军与元军、陈友谅、张士诚三方强敌在“苦战、苦斗”之际,在朱元璋看来,你高启作为诗人不来呐喊助威倒也罢了,竟然表示不闻不问,你的政治、思想、行动与明政府是怎么保持高度一致的?另外,高启在诗中还有“不肯折腰为五斗米”的句子,表示对做官毫无兴趣,这也正是朱元璋所忌恨的。

  朱元璋嗜杀成瘾,这除了对那些帮他打天下的功臣下狠手以外,他也特别热衷于消灭文人。远的不说,单说“明初四杰”,就都无一幸免的遭到他的黑手。杨基被莫名其妙的罚作苦工,最后死在工所;张羽被糊里糊涂的绑起来扔到长江喂了鱼,尸骨无存;徐贲因犒劳军队不及时,被下狱迫害致死;高启则被活活的腰斩成八段,死得最惨。

  一个被皇帝忌恨和惦记了好久的诗人,迟早是会走上生命绝路的。尤其是像高启这样一个性格高昂自傲的诗人,生不逢时的遇到了像朱元璋这样一位号称“中国第一屠夫”的残忍皇帝,那也只有挨刀的份了。

  高启学生吕勉回忆高启和王彝被执送南京时,“众汹惧丧魄,先生独不乱。临行在途吟哦不绝。有‘枫桥北望草斑斑,十去行人九不还’,‘自知清彻原无愧,盍请长江鉴此心’之句。”

  据有关史料记载,高启被行刑时,是朱元璋亲自去监斩的,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朱元璋大概是要亲眼看着这位不合作、不给面子,多次用诗文来讽刺自己的文人是怎样一点一点死去的。历代“屠夫皇帝”的凶残程度,莫过于此。高启被腰斩后,并没有立即死去,他伏在地上用半截身子的力量,用手蘸着自己的鲜血,一连写了三个鲜红而又刺眼的“惨”字。高启事件是明初文人不依附朝廷必须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是朱元璋杀鸡儆猴的牺牲品。

  高启,这位当时年仅三十九岁、最有声望的诗人被腰斩处死,绝不只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刑事案件,更是一个政治事件,这是朱元璋向那些不愿顺从的士人发出的明确、冰冷的高压警告。正是高启被腰斩这一惨剧,才切实加速了明初士风的转变。

  高启出身富家,童年时父母双亡,生性警敏,读书过目成诵,久而不忘,尤精历史,嗜好诗歌,与张羽、徐贲、宋克等人常在一起切磋诗文,号称“北郭十友”;与宋濂、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同时,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当时论者把他们比作“明初四杰”。他也是明初十才子之一。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张士诚据吴称王;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守吴中,礼贤下士,闻高启才名,多次派人邀请,延为上宾,招为幕僚。座上都是巨儒硕卿,时高启年仅16岁,他厌恶官场,23岁那年借故离开,携家归依岳父周仲达,隐居于吴淞江畔的青丘,故自号青丘子,曾作有《青丘子歌》。

  明洪武元年(1368),高启应召入朝,授翰林院编修,以其才学,受朱元璋赏识,复命教授诸王,纂修《元史》。

  高启为人孤高耿介,思想以儒家为本,兼受释、道影响。他厌倦朝政,不羡功名利禄;因此,洪武三年(1370)秋,朱元璋拟委任他为户部右侍郎,他固辞不受,被赐金放还;但朱元璋怀疑他作诗讽刺自己,对他产生忌恨。高启返青丘后,以教书治田自给。

  苏州知府魏观修复府治旧基,高启为此撰写了《上梁文》;因府治旧基原为张士诚宫址,有人诬告魏观有反心,魏被诛;高启也受株连,被处以腰斩而亡。

  高启著作,诗歌数量较多,初编有5集,2000余首;后自编为《缶鸣集》,存937首。景泰元年(1450)徐庸搜集遗篇,编为《高太史大全集》18卷,今通行《四部丛刊》中,《高太史大全集》即据此影印。高启的词编为《扣舷集》,文编为《凫藻集》,另刊于世;《凤台集序》保存在《珊瑚木难》中,是现存唯一评论高启在金陵的诗歌论文。

  高启青年时代即有诗名,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在文学方面,高启可以说是一位天才,也是一位文坛“超级模仿秀”,而且学什么是什么。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赞誉高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禾农缛丽之习而返之于正,启实有力”。不过,高启的文学思想,主张取法于汉魏晋唐各代,这种模仿,绝不是流于形式和外表,更不是简单的拷贝和删减,而是师古之后成家,认为要“兼师众长,随事模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独庵集序》)。

  高启在文学上的最大成就,则是在元末明初这段以演义、小说、戏曲为主流文化的不利环境下,独树一帜的挑起了发展诗歌的重担,并改变了元末以来缛丽不实的诗风,从而推动了诗歌的继续向前发展。但他死于盛年,尚未能够达到自成一家的目的。

  高启有诗才,其诗清新超拔,雄健豪迈,尤擅长于七言歌行。他的诗体制不一,风格多样,学习汉魏晋唐诸体,均有模拟痕迹。不过他才思俊逸,诗歌多有佳作,为明代最优秀诗人之一。

  高启作官只有三年,长期居于乡里,故其部分诗歌描写了农民劳动生活,如《牧牛词》、《捕鱼词》、《养蚕词》、《射鸭词》、《伐木词》、《打麦词》、《采茶词》、《田家行》、《看刈禾》等。这些诗没有把田园生活理想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剥削和人民疾苦。如《湖州歌送陈太守》写:“草茫茫,水汩汩。上田芜,下田没,中田有麦牛尾稀,种成未足输官物。侯来桑下摇玉珂,听侬试唱湖州歌。湖州歌,悄终阕,几家愁苦荒村月。”又如《练圻老人农隐》、《过奉口战场》、《闻长枪兵至出越城夜投龛山》、《大水》等诗,还描写了农民在天灾兵燹下的苦难。这些作品,是高启诗歌中的精华部分。

  高启诗中十之八九是个人述志感怀、游山玩景以及酬答友人之作。这类诗歌,有时也对统治阶级微露讽刺。如五古《寓感》其七云:“大道本夷直,末路生险□,杯酒出肺肝,须臾起相疑。田□排窦婴,赵高诬李斯。倾挤不少假,权宠实灾基。”对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进行了揭露。又如他去官后的《太白三章》之三:“新丰主人莫相忽,人奴亦有封侯骨。”实际上是讥讽明朝新贵的。但高启思想比较复杂,他也写了不少感沐皇恩、遁世消极的诗,未能摆脱自身的阶级局限性。

  高启诗在艺术上有一定特色。首先,他的某些诗崇尚写实,描摹景物时细致入微。如“江黄连渚雾,野白满田冰”;“鸟啄枯杨碎,虫悬落叶轻”;“犬随春□女,鸡唤晓耕人”等句,均产生于生活实感,新颖逼真。其次,注重含蓄,韵味深长。如《凿渠谣》:“凿渠深,一十寻;凿渠广,八十丈。凿渠未苦莫嗟吁,黄河曾开千丈余。君不见,贾尚书。”只是寥寥数句,收煞处戛然而止,给人以深远的回味。再次,用典不多,力求通畅,有些只有数句的小诗,更具有民歌风味。如《子夜四时歌》之二:“红妆何草草,晚出南湖道。不忍便回舟,荷花似郎好。”明白如话,亲切动人。这些诗的创作,与他乡居时多与下层人民接近有关。高启的诗,对明代诗歌影响较广,以致有人把他誉为“明代诗人之冠”。

  高启也写词,大多内容平泛,情调低沉,逊于他的诗作。

  他的散文,独创性不多,但《书博鸡者事》一文很有光采,它塑造了一个敢同豪绅斗争的义勇少年形象,语言凝炼,情节动人,有唐人传奇之风。

  鉴于高启在诗歌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不仅后人尊称他为“明初诗人之冠”,而且历代诗评家也都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大清第一才子”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推崇他为“(明代)开国诗人第一”;一代伟人、诗人毛泽东干脆在自己的书法作品中称高启为“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著有《高青丘集》,今存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平装两册,精装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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